《新五代史》在撰述形式上,改变了《旧五代史》以各朝君臣纪传相次的体例,而采用李延寿《南史》、《北史》的体例,通叙五代之史,按历朝之本纪(12卷)、家人传(8卷)、大臣传(11卷)、类传(7卷)、杂传(19卷)编次;还有《司天考》(2卷)、《职方考》(1卷),记天文与方镇军名;世家(10卷)及年谱(1卷),记“十国”史事;四夷附录(3卷),记少数民族。《新五代史》晚出,故吸收了一些新见的资料,取材范围较宽;它又成于一人之手,经过多年推敲、锤炼,故体例严谨,史笔凝练。这两点是它的长处。但其伤于过简,叙事难得丰赡,从而削弱了史书应有的分量。这是它不如《旧五代史》的地方。
《新五代史》的史论,除了有师法《春秋》,重在褒贬的一面,也还有反映出作者深刻的历史见解的一面。如《唐本纪·明宗》后论引康澄上疏言时事之言:“为国者有不足惧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不足惧,天象变见不足惧,小人讹言不足惧,山崩川竭不足惧,水旱虫蝗不足惧也;贤士藏匿深可畏,四民迁业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耻道消深可畏,毁誉乱真深可畏,直言不闻深可畏也。”欧阳修接着说:“然澄之言,岂止一时之病,凡为国者,可不戒哉!”这表明他不仅对康澄之言而且对历史的深刻理解。《唐本纪·废帝》后论说:“君臣之际,可谓难哉!盖明者虑于未萌而前知,暗者告以将及而不惧,故先事而言,则虽忠而不信,事至而悔,其可及乎?”这是道出了诤谏与纳谏之间的复杂关系,在封建统治集团中具有普遍性。他论“十国”的成败得失时指出:“蜀险而富,汉险而贫,贫能自强,富者先亡。”[60]他论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说:“自古夷狄之于中国,有道未必服,无道未必不来,盖自因其衰盛。”[61]这些看法,都具有朴素的辩证因素。在《旧五代史》的苍白的史论衬托下,《新五代史》的许多史论都显得光彩夺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