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国时期佛教在汉地的扎根
佛教传入中国之初，人们视其为神仙方术之一种，与黄老共祠。因此，在汉代，真正懂得佛教的中国人并不多。加之译出的佛经数量很少，质朴无文，因而佛教并未在社会上产生太大的影响，流传也不广泛。这种状况直到时世艰难的汉末魏晋时期才得以改变。三国时，洛阳和建业已分别成为北方和南方的佛教传播中心。
汉末，安息人安世高和月支国人支谶等人即已来洛阳译经。魏齐王曹芳嘉平年间，中天竺僧人昙柯迦罗来到魏都洛阳。其时，北方虽已有佛教传布，但十分混乱。出家为僧，只是剃除须发，身披袈裟，并不受戒，也无戒律约束；举行斋忏时，也仍汉代祠祀一样，混同流俗。昙柯迦罗到洛阳后，在白马寺译出《僧祇戎心律》，供僧人朝夕诵读，并据此以检点僧人生活行迹。同时，他又延请梵僧，集众僧受戒，建立了传授比丘戒的“羯磨”之法。僧传称：中夏戒律，始自于此。从此，中国才有了出家受戒的制度，昙柯迦罗也成为在中国建立授戒制度的创始人。此后，康僧铠、昙无谛等僧人也先后在洛阳白马寺译经弘法。
南方的佛教比北方更为盛行。孙权时，僧人支谦来到江南。支谦本大月支人，其祖父时归化汉室。支谦兼通胡、汉语言，博览经籍，通晓各种艺术，是位博学多才之人。孙权拜其为博士，辅导太子。支谦因其时佛经多为梵语，遂从黄武元年（222年）开始译经，经过三十余年的努力，先后译出《大明度无极经》、《阿弥陀经》、《维摩诘经》、《大般泥洹经》等大小乘经典36部、48卷[1]，并制《赞菩萨连句梵呗》三契，使歌颂佛德时伴以抑扬顿挫之声，或佐以管弦钟鼓之乐。支谦是三国时期译经最多的人，由于他反对译文尚质的偏向，主张与时尚调和，以便更好地畅达经意，为人接受。因此支谦翻译的佛经辞旨文雅，文约而义显，深受后世佛教徒赞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