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关于撰史原则。《采撰》篇一方面主张要慎于对待“史文有阙”的问题，一方面也强调“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刘知幾肯定魏晋南北朝以来史籍繁富，皆“寸有所长，实广见闻”，但也产生了“苟出异端，虚益新事”的弊病。他告诫人们：“作者恶道听途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实”；“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杂述》篇还说：“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慎于采撰，根本的问题是要辨别什么是历史事实，这是刘知幾论撰史原则的核心。
第三，关于史书的体裁、体例。《史通》因精辟地论述史书体裁、体例而享有盛誉。《序例》篇说：“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这指出史书体例本是史家反映历史见解的一种形式。刘知幾推崇《春秋》《左传》、范晔《后汉书》、萧子显《南齐书》的体例思想；而他的新贡献是提出了“诸史之作，不恒厥体”的理论，并通过《六家》《二体》《杂述》等篇，对史书体裁做了总体上的把握，论述了纪传体史书的各种体例。
第四，关于史书的文字表述。《叙事》篇较早地从审美意识提出了这个问题：“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他认为“简要”是“美”与“工”的基本要求，主张“用晦”，并指出：“夫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他还提出史书文字表述应采用“当世口语”，“从实而书”，以不失“天然”。同时，他也反对“虚加练饰，轻事雕彩”“体兼赋颂，词类俳优”的文风，反对“文非文，史非史”的文字表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