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章学诚强调知人论世[2],认为欲论其人之文,必知其人之世。此可谓古今通理。梁启超作为一个改良主义者,在他那个时代,经历了太多太多的历史变动:甲午中日战争、中日马关条约、戊戌变法失败、八国联军入侵等。在民族危难、国人扼腕之际,那些站在历史潮流前头、面对民族危机的人们,都在选择民族自强之途。梁启超的《新史学》,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面世的。
当然,民族的自强,要靠综合国力的提高,经济的发展、政治的清明、军事的保障、科学文化教育的进步等,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史学在唤起国民的民族意识、激发国民的民族精神方面,确有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梁启超所谓“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实是中肯而紧迫的呼声。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来看待《新史学》的发表及其历史价值,似应特别关注于此。
从学理上看,《新史学》在中国史学史的发展上,无疑是中国史学走向变革的一份宣言。它所提出的问题很多,主要是以下三个问题:如何看待“中国之旧史”,倡言历史哲学的重要,强调发展史学对于民族自觉自强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