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情况,在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中国史学史著作中均有突出的反映。如金毓黻著《中国史学史》(1944年,重庆)一书,在第十章《最近史学之趋势》中指出:
何谓新史学之建设与新史之编纂也,倡言新史学之建设,始于梁启超,而何炳松尤屡言之而不厌,所谓新史学及新史,即用近代最新之方法,以改造旧史之谓也。[5]
这里所说的“用近代最新之方法,以改造旧史之谓也”,虽未明指近代进化论,但联系上文所述梁启超的论述和何炳松所倡言者,进化论则是其中之关键无疑。这是作者在20世纪30年代著成而在40年代出版的著作中的观点。
大致与此同时,顾颉刚出版了《当代中国史学》一书(1947年,南京),论述了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中国史学发展的情况。作者以民国建立为界标,把这百年的史学划分为前期和后期。作者认为:“后期史学的面目,是颇为新颖的。它所以比前期进步,是由于好几个助力。”他讲的“好几个助力”,主要是:“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的输入”,“西洋的新史观的输入”,“新史料的发现”等。顾颉刚与金毓黻的不同之处,是极鲜明的把“科学的治史方法”和“新史观”的输入,放在更重要的地位。顾颉刚在评价“西洋的新史观的输入”时这样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