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当然说的是另外一个衰翁(当时,我才四十几岁,既不衰,也非翁)。假如衰翁是我,我死了,怎么还能作出这么一首诗呢?除非是我死了又返魂,或者是有人扶乩,我降坛作诗。不然,这话是说不通的。然而,这些村居杂诗,香港的报纸转载了,沦陷区的各处报纸,再转载了。日本人就神经过敏的,在我诗的后面,加上按语,说我死了,这是我的绝笔。意思就说:中国的文人啦,你们别抗战,抗战就同张恨水一样,饿死于重庆。
当今之时,文人发牢骚,实在也当考虑。记得我在重庆作的一些打油诗或歪诗,凡是悲叹生活艰苦的,只要是登了报,不用多久,日本人报纸,就转载了。他绝不是捧场,而是反宣传。记得某老悲痛他大小姐之夭折,以新四军之被解散,也曾吃过一瓶“奎宁丸”,这很给当时重庆文艺界一个刺激。报纸上不免宣传一番,而这事辗转到了日本人报上,就是加倍地渲染,也做了很热闹的反宣传。所以在这些关节上,文人下笔,倒是不可不慎的。
故事的利用
小说就是小说,并不是历史,我已经说过了。但例外的将整个故事拿来描写,这事也不能说绝无。若以我从事写作三十年而论,这样的事情也有两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