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的民间史学界,与20世纪初叶,更准确地说是与“五四”以来的历史研究传统始终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其都是秉承了晚清以来逐步形成的近代启蒙诠释路径。这一启蒙路径要求要用现代理性支撑的科学世界观阐明历史发展的走向和过程。但20世纪初叶与80年代的历史学家相比却面临着极为不同的存在状态与阐释语境。20世纪初叶特别是“一战”以后,处于“社会革命”前夜的中国历史学家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如何在全球资本主义扩张的境遇下,为中国社会革命的发生提供合理性的论证。易言之,这一时期的历史学家不是希求中国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大潮之中,而恰恰是希望通过社会运动的形式摆脱西方社会的控制,以实现社会资源的平等性再分配。由此我们也不应奇怪,为什么在3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的历史理念会逐渐取代自由主义的进化观念而取得支配性地位。我们更会理解,与社会主义理念相关的“五阶段论”模式的提出,其排斥中国历史发展独特性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迎合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扩张的召唤,恰恰相反,他们是在确立和论证全球社会革命发生的普遍意义的同时,肯定中国规避非平等之垄断资本主义道路渗透的可能性。无疑,这体现出的是一种为应付时代需要所做出的悖论式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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