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普遍设立各级政权。史载张献忠“陷长沙,据府署称王府,设官分属,招兵命将。凡四阅月”[51]。当地乡绅、原明朝给事中史可镜投降了大西政权,被任命为长沙辰州常德巡抚。[52]到崇祯十六年底,大西军在湖广南部绝大部分府县和江西袁州、吉安两府都派设了地方官员。
在湘、赣地区,大西政权也非常重视吸收知识分子,采取的方法有礼聘和开科取士两种。前者是争取当地有名望的文人参加大西政权的工作,后者主要是吸收那些在明朝腐败科举制度下不得志的文人。如史籍所载,“癸未,献贼陷郡(指长沙府),大索名士”[53]。衡阳著名学者王夫之多次拒绝大西政权的征聘,最后毁坏面容,伪称病重,才免于出仕。这固然说明了王夫之的封建正统立场牢不可破,也反映了大西政权的礼贤下士。“九月,献忠入衡。……开科殿试,考授伪员。劣衿或羶逐之。”[54]在江西虽然只有两个月左右时间,也通过征聘和科举吸收了不少知识分子为大西政权服务。如在袁州府“初至日,以伪官啖人,蚩蚩者走如鹜”[55]。吉安的吴侯更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据记载,吴侯“性狂不羁,能为诗、古文、四六,年四十余不得入庠,惟肮脏自怜”。崇祯十六年冬,张献忠义军攻克吉安,属邑皆下,大西政权“开科求贤,诸落拓者争赴试”。吴侯参加考试后,取中在三甲,被任命为龙泉(今江西遂川县)知县。到任不久,明江西总督吕大器领兵重占吉安,龙泉县的官僚地主郭维经等人发动叛乱,吴侯被捕。受审时,吴侯“从容慷慨,颜色不变,所书供状千余言皆四六骈语,琅琅可诵”[56]。这个在旧政权下受压抑的知识分子最后献身于大西农民革命,说明了张献忠等起义军领导人争取知识分子的工作是有成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