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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意义来说，关系到一切时代，只要有了人，同时也就有人畜群（种属帮派、社区、氏族、民族、国家、教会），并且相对一个小数来说，总是有众多的服从者——也就是考虑到，迄今为止，服从在人中间练习和培养得技能最佳、为时最长，因此人们可以适当假设，现在平均对每个人来说皆天生有下列要求：作为一种形式上的良心，它要求你应无条件地去干某一件事，无条件地应允某一件事，一句话，“你应”。这种需要，要寻求自身的满足，并且要用某种内容去填充它的形式；它，依靠自身的强壮，去攫取急躁和紧张，作为一种粗俗性的食欲，不挑不拣，并且认为，这一切都是某些发号施令者——父母、师长、法则、地位偏见、公众意见——发出的声音。人的发展有罕见的局限性：犹豫不决、拖拖拉拉、时常后退、原地踏步。之所以产生这些现象，在于群畜服从的本能以牺牲命令艺术为代价而很好地遗传了下来。如果人们思索一下这种本能，深究一下这本能的荒淫放荡，那么他们内心就会饱尝良心的苦果，并且少不了首先做一番自我欺骗，这样才能发号施令：即，似乎他们也仅仅是服从而已。今天，这种心态实际上已在欧洲产生：因为，我称其为发号施令者的道德虚伪，他们不知道另有维护其亏心的良方，这就是，他们要表现出作为更资深和更高级命令的执行者（祖先、宪法、权利、法令，甚至是上帝）的姿态，或者甚至从群畜思维方式出发，以群畜准则栖身，譬如，作为“自己民族的第一仆人”，或者，作为“群众福利的工具”。今天，从另一方面来说，群奋之人在欧洲已装出这样的外貌，似乎只有他才是唯一被允准的品类。而且为其特性大唱颂歌，凭此他就成了温顺的、忍辱负重的和对畜群有用的了，成了人原本的美德：也就是说，社团感，嘉许，怜悯，勤奋，公允，谦虚，照顾，同情，等等。但是，今天，在人们认为无法放弃元首和领锤[22]的那些场合，就做了尝试，即把聪明的群畜相加之和来取代发号施令者：因为，譬如，一切宪法皆起源于此。何等的善行，怎样的自重压下解脱，无论怎么说，都是绝对发号施令者为群畜般的欧洲人准备的现象。它曾起过作用，于是出现了拿破仑现象，这是离我们最近的伟大证据——拿破仑作用的种属，几乎就是更高等幸福的历史，为此，他就把整个世纪带进了他身价百倍的人格和时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