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天在痛苦中挣些生活资养,无力养活一家人。孩子们在孤儿院得不到良好的教育,但身体是健壮的;没有多余的食物,温饱不是问题;不会成为高贵的人,当个农民也不错。[194]
1761年6月12日,他与卢森堡公爵夫人谈及此事:
五个孩子都被送到了孤儿院,那时不曾想有一天去找回他们,甚至没记住他们的出生日期,近年来,疏忽引起的悔恨让我无法平静。[195]
病痛让卢梭无力承担父亲的责任,他宁愿孩子们健康成长,不愿他们在父亲身边挨饿。卢梭懂得为父之道,晚年忆及旧事恨不由而生,1770年2月又念及五个孩子:“上帝,如果他们有我一样的遭遇,命运将如何,会是怎样的人?工人或农民,在默默无闻中平静地过日子?”[196]在误解与嘲讽中,卢梭日益孤立,他已不认识街谈巷议里的那个人,于是断言世界上有两个卢梭:
我的书在欧洲城市里都能找到,它们的作者却生活在森林里。所有人读我的书,批判我,谈论我,我却不在场……一个卢梭出现在上流社会,另一个却在隐居,两个卢梭没有相似处。[197]
现代人政治身份的基础包括公正的法律、健全的制度、独立的私人空间、相互信任的公共交往、情感与理智的平衡,以及具有道德关怀的医疗体系。18世纪的法国,很少人有独立身份,权力说教和道德说教不断地否定个体的政治实践力。制度缺陷之外,疾病也会消解人的身份,落后的医学将病人推向道德评判领域,他的人格备受质疑,而流言喜欢这样的人格,怎么说都有人信,若遇到驳斥,它的形体更庞大,嗓门更嘹亮,受流言中伤的人开始变形,情感与理性各自走向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