喊声未落,一群早已杀红了眼的军人已经端着枪冲入屋里。多少年后父亲还几次提起当时的紧张情形,一再说连他自己都奇怪,看到当兵的手里那些仍在滴血的刺刀的时候,竟然忘记了害怕,只是紧紧地把母亲和姐姐搂在怀里——相持了好一会儿,军人们才撤走。回到家里,父母亲才发现,几乎所有的财物都被国民党的溃兵洗劫一空了。
一九四八年易帜前夕,父亲随着难民潮来到了上海。在码头上轮船的汽笛响起,眼看就要和在国民党空军中任职的姑父等人一起登船撤退去台湾了,他忽然又割舍不下还留在老家的母亲和正是年幼的哥哥姐姐,独自悄然返乡了。他又在关键时刻和命运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当时不知有多少人去了台湾,又有多少个家庭从此被拆散了四十多年,从而造成了海峡两岸无数的人间悲剧——不过也多亏了父亲的这一临时决定,否则这个世界上也就没有我了。
回到家乡,父亲对新政的幻想很快就破灭了。“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反右”——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他此时只有以沉默来面对现实了。相比之下,我的另一位堂叔却天真多了。他禁不住干部们的一再劝诱动员,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热心帮助党整风,实际上只是给他任职的大学里的党委书记的家长作风提了一些意见,结果他被打成“右派分子”,并立刻沦为贱民,更被党内和党外的积极分子们当做皮球一样,从六楼顺着楼梯一直踢到一楼——等到折磨够了,又把他发配到大西北的荒漠里去劳改,一去就是将近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