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他对于那些献身于“贞观之治”的贤才们,或仇或疏,或恩或亲,均视同一体,予以使用,以求贤致治。有学者对此感触至深,曾作了高度的评价: “臣观文皇帝,发迹多奇,聪明神武。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所以,屈突(通)、尉迟(敬德),由仇敌而愿倾心膂;马周、刘泊,自疏远而卒委钧衡。终平泰阶,谅由斯道。”所谓“终平泰阶,谅由斯道”,是指最终打下太平之基,实现“贞观之治”的,是由于他不拘一格、不私于党的任贤致治的用人政策所致。有的学者还有类似的史评,同样也说明了这个道理: “所谓猛将谋臣,知机识变。有唐之盛,斯实赖焉。” “得人者昌,唐之昌也,不亦宜乎!”并以太宗任用魏徵为例说:“郑公达节,才周经济。太宗用之,子孙长世。”都指出唐之昌盛与人才之得是密切相关的, “贞观之治”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求贤致治。
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创于隋朝,唐太宗继承并健全了科举制度,扩大了庶族地主参政做官的机会,这是贞观时期用人政策的重要变革。同时,唐太宗由于阶级的局限性,仍然沿袭前代的恩荫陋习,致与科举相辅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