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 夷夏之辨、雅俗之分皆与对地域平等的追求有关,但也有超出这一范畴的意义,在另一些层面上寄托了对现代国家的想象。
[39] 《延聘国语教习》,载《申报》,1907年3月24日,第2张第9版。
[40] 《学部咨外务部文》,见文字改革出版社(实为倪海曙)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69~71页。
[41] 《八月初七日内阁官报公布学部具奏本年上届筹备事宜遵章接续奏报缘由折》,见《两广官报》第20期,宣统三年八月(1911年),3344~3346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年影印本。
[42] 据此,何九盈教授说,清末的语言统一“以北京话为标准”(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34页),应是不准确的。
[43] 庆福等:《陈请资政院颁行官话简字说帖》,见文字改革出版社(实为倪海曙)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126页。
[44] 《中央教育会纪事》,载《大公报》,1911年8月7日,第2张第4页;1911年8月8日,第2张第3页;1911年8月14日,第2张第3页。
[45] 《学部中央教育会议议决统一国语办法案》,见文字改革出版社(实为倪海曙)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1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