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作者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撰述思想在本书中的反映,不论其自觉认识程度如何,当不限于科学技术方面,这在卷81至卷83作者所辑《夷情备采》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所辑内容,涉及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宗教、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等,其中多有中西比较的言论。如卷83所辑《贸易通志》,其中有这样的话:“中国以农立国,西洋以商立国,故心计之工,如贾三倍。”同卷所辑伯驾翻译的《滑达尔各国律例》第292条中有这样的规定:“英吉利国王,不与大臣行事,虽用钱银,不逼迫百姓守兵械。他们为打仗,据实是必议大臣同行,与索军粮。”[161]在作者看来,“夷情备采”的范围,原是很广泛的。道光二十八年(1845年),徐继畲撰有《瀛环志略》10卷,也是讲世界历史、地理、现状的著作,但其在“御侮”“自强”的意识上,比《海国图志》逊色得多。
《海国图志》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传入日本,对明治维新前的日本社会思潮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促进了明治维新运动的发展,从而在中国东邻的历史上扮演了喜剧的角色。它在自己的故乡,虽也产生了广泛的思想影响,但毕竟未能成为历史喜剧的角色,这说明史学之反作用于社会,仍然要受到社会条件所容纳的或所提供的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