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想:兼士当初是未尝不豫备常在这里的,待到厦门一看,觉交通之不便,生活之无聊,就不免“归心如箭”了。这实在是无可奈何的事,教我如何劝得他。
这里的学校当局,虽出重资聘请教员,而未免视教员如变把戏者,要他空拳赤手,显出本领来。即如这回开展览会,我就吃苦不少。当开会之前,兼士要我的碑碣拓片去陈列,我答应了。但我只有一张小书桌和小方桌,不够用,只得摊在地上,伏着,一一选出。及至拿到会场去时,则除孙伏园自告奋勇,同去陈列之外,没有第二人帮忙,寻校役也寻不到,于是只得二人陈列,高处则须桌上放一椅子,由我站上去。弄至中途,白果又硬将孙伏园叫去了,因为他是“襄理”(玉堂的),有叫孙伏园去之权力。兼士看不过去,便自来帮我,他已喝了一点酒,这回跳上跳下,晚上就大吐了一通。襄理的位置,正如明朝的太监,可以倚靠权势,胡作非为,而受害的不是他,是学校。昨天因为白果对书记们下条子(上谕式的),下午同盟罢工了,后事不知如何。玉堂信用此人,可谓胡涂。我前回辞国学院研究教授而又中止者,因怕兼士与玉堂觉得为难也,现在看来,总非坚决辞去不可,人亦何苦因为别人计,而自轻自贱至此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