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鼎彝器的发见,为时较早;宋代的记载古器物刻辞的书里已有不少三代古器存在着。唯最古者仍当推属于殷商时代之物。周代的东西也不少。钟鼎彝器的刻辞,往往只是记载着某人作此,或子孙永宝用之的一类的铭辞。但也有很长篇的文辞,其典雅古奥的程度是不下于《尚书》中的誓诰的,像毛公鼎上的刻文便是一个好例。毛公鼎的刻辞有四百四十九字之多,当是今见的古代器物上刻辞的最长的一篇。又有石鼓文的,系刻于十个石鼓之上,记载一件田猎之事的;以“车既工,马既同;车既,马既”写起,接着写射鹿,获鱼,得雉,以至于猎归。虽然残缺不少,但还可以见到其宏伟的体制来。这篇文字的时代,论者不一;或以为是周宣王时代的东西。但今日已证实其为秦代之物。又有诅楚文三篇,也是那个时代的秦国的文章。无论如何,把他们归到《尚书》时代的文籍里,当是不会很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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