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谦之后,又一位在江南弘传佛教的知名人物是康僧会。康僧会,其先为康居人,世居天竺,后随其父经商移居交阯。十余岁时,双亲并亡,不久出家。康僧会不仅深明三藏,而且博览典籍,天文图纬,多有涉猎。于赤乌十年(247年)来到建业,孙权为其建建初寺,成为当时江南著名的寺院。康僧会在建业居住了33年,先后译出了《小品般若经》《六度集经》等佛经;又注《安般守意经》《法镜》《道树》三经;并制《泥洹梵呗》。康僧会译经数量远不及支谦,但他却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位兼具佛、儒、道思想的译师。在他的译文里,可以看到孝慈、仁德等儒家的语言和思想;可以看到自本无生、无名等道家的语言和思想;他还直接将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的五常和佛教不杀、盗、淫、妄、酒的五戒糅合成五教。如果说,在支谦那里,佛教的汉化表现为以适合中国人习惯时尚的文字来翻译佛经,那么,康僧会则是以中国传统文化来注释佛经,使佛教的汉化迈出了一大步。
随着佛教的传播,三国时期还出现了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位西行求法者——朱士行。朱士行,颍川(今河南禹县)人。出家后,因讲《小品般若》感到经文艰涩难通,遂发誓西行求取正本。于甘露五年(260年)从雍州出发,西渡流沙,到达于阗,求得《大品般若》梵本90章60余万言,遣弟子送回洛阳。朱士行的西行求经,表明佛教传入我国后,经两三百年的蹇促际遇,已渐为中国人所领悟,不辞艰辛,欲求真本。此后,更多的僧人为探求佛理而踏上了西行之路。也表明佛教传入我国后,经两三百年的困顿,终于在中土站稳了脚跟,此后,便以空前的速度在中土传播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