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有人问及他何以在北京政府的权力处于风雨飘摇中而不倒翁似的左右逢源,官运亨通?他回答说:“问题很简单,我从不介入派系之争。我的活动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依归。凡是有益国家的事,我必尽绵薄之力。反之,有害的事,我宁愿挂冠而去。”
◇抗战时期功不可没
1929年顾维钧回国,至沈阳与张学良协政。此前蒋介石曾派张群、方本仁向他传话,说关于他的被通缉,“是胡汉民干的,不必以此介意,实不足轻重。倘我在南京,必不至此。”张学良劝请蒋介石取消对顾维钧的通缉,发还他的财产,南京政府遂对顾维钧“既往不咎”。顾维钧对日本素有警惕,辅佐张学良时,劝他对日要强硬,但张学良有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同时为了保存东北军实力,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一枪未发便退出关外。而此时,蒋介石还在江西“剿共”,不知日本侵略者的全面战略。事实上,当时仅东北军兵员便几乎与日本全国兵力相等,而国民党军队几乎是日本当时的关东军的十倍。毫不抵抗地退出,使关东军轻易地占领了东北,日本侵略者的野心因此更加膨胀,也使国际上更加看不起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