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伯格的态度更助长了人们对安徒生的嘲笑,一时间,批评、嘲笑“怪人安待生”成为评论界的一种时髦。安徒生经常从报刊甚至是朋友那儿听到这样的训导:
“不,安徒生,不要见怪,亲爱的,不过应该开诚布公地告诉您,别再谈论那些复杂的文学上的问题了。您没有这个资格。还是听听那些有学问的人说些什么,然后闭上您的嘴算了。别想学奥伦什拉杰尔的样子,您怎么能和奥伦什拉杰尔相提并论?您也太不自量力了。您必须同您身上表现出来的那种危险的自命不凡作斗争。”
当时也有一位大学生,叫德雷耶,公开为安徒生鸣不平。他写了一篇为安徒生辩护的长诗《给谢兰斯法尔伯爵的一封信》,却没有发表的机会。
爱情与事业,双双受挫,安徒生已经到了绝望的边缘,犹如尖刀的刺伤,仿佛要被整个巨浪冲走。爱情弃他远去,朋友也抛弃了他,安徒生不得不开始怀疑自己,否定自己,痛恨自己,萌生了永远离开文学殿堂的念头,以保护他那脆弱的心灵不再受到伤害。他对柯林表达了这样的忧虑:
“我还可以搞文学吗?我是不是应该去研究神学,做一个牧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