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全部结束后,杨国忠便当着大家的面说:“今左相、给事中俱在座,已过门下矣。”于是,选官大权通过这一过程便全由杨国忠一人垄断。而实际上,杨国忠根本不懂具体的铨选条例,自夸“一日而毕”,结果却谬误百出。然而百官也只好任其弄权,“无敢言者”。
第二年春天正式注册时,杨国忠又在私第大集选人,令杨氏诸姐妹在旁“垂帘观之,笑语之声,朗闻于外”。吏部侍郎韦见素和张侍郎皆衣紫高品官员,这一天,却与本司下属曹郎官一起,被杨国忠随意差使,“趋走于屏树之间”,弄得狼狈不堪。
事毕,他们告退后,杨国忠问诸妹:“两员紫袍主事何如人?”诸杨姐妹七嘴八舌挖苦一番,“相对大噱”。一国乌烟瘴气,视国家大事如儿戏。
另一方面,由于杨国忠“曲徇人欲”,使得一部分善于钻营的士大夫得到非分的好处,因而“颇得众誉”。杨国忠任宰相后施行的许多政策,大多如此,他就是靠这种办法来收买人心的。
选事告终,杨国忠的亲信京兆尹鲜于仲通和中书舍人窦华、侍御史郑昂之流授意选人,为杨国忠献了一块颂碑,立于省门,吹捧杨国忠的所谓“铨综之能”。玄宗知道此事后,命鲜于仲通撰其辞,玄宗又亲自动笔改定数字,鲜于仲通以金粉填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