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那卷书稿送出之后,好多天折磨我的忐忑不安消失了。我自己也觉得奇怪,难道我的目的不是希望听到对方的评价,而只是采取冒险举动让它到达另一个人的书桌上、抽屉里或者废纸篓里吗? 可我的确很少考虑那件事了。
有一天,我收到一封电子邮件,那位被我偷偷将书稿塞在他门下的,并不相识的教授告诉我,我的小说写得很不错,他认为我有写小说的天分,应该把这一兴趣认真地发展下去。这位教授还问了一个令我非常不好意思的问题,他认为小说中的一些“中原民歌”很有意思,问这些民歌是否就是我家乡流传的民歌。我只好如实回复说,这些民歌都是我根据《诗经》里的某些“风”诗自己编造出来的。
这个回复对我来说无异于意外的犒赏,我当然希望得到回复, 否则我也不会把自己的电邮缀在稿件的后面,只是我一直没有奢望能得到回复。无论如何,我有了一点儿信心。第二年,我参加了新加坡的大学生文学奖,获得了两个奖项,一个是小说奖项,一个是散文奖项。之后的一年,我又获得了一个小说奖项。可是,当我回过头看,我发现这些大学时候获奖的小说和我所写的第一篇小说相比,还要更不像话些,因为它们远不如我第一篇小说写得诚挚,其中模仿的腔调、制造戏剧性的痕迹太重,十分幼稚。就像对待我在伊顿公寓时期的照片一样,我暗自期盼它们能永久地消失。但它们却被收入一本在新加坡出版的书里, 和另外两个留学生的作品在一起,凑成一个留学生文学的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