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条陈的第二条是抑制大官子弟世袭为官。就是说不能靠出身好当官。现在朝中的大官每年都可自荐子弟当官,“每岁奏荐,积成冗官”,甚至有“一家兄弟子孙出京官二十人”。大官子弟“充塞铨曹(官署),与孤寒争路”。范仲淹是“孤寒”出身,深深痛恨这种排斥人才的门阀观念和世袭制度。
他条陈的第三条是贡举选人,第四条是选好的地方官,“一方舒惨,百姓休戚,实系此人”。第五条是公田养廉。十条倒有五条有关吏治。后面还有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等。我们听着这些连珠炮似的言辞和条分缕析般的陈述,仿佛看到了一个痛心疾首,泪流满面的臣子,上忧其君,下忧其民,恨不得国家一夜之间扭转乾坤,来一个河清海晏,政通人和。
毛泽东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干部制度向来是政权的核心问题。治国先治吏,历来的政治改革都把吏治作为重点。不管是忧君、忧国、忧民,最后总要落实在“忧政”上,即谁来施政,怎样施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