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一个农民,当他属于土地的时候,可能还是本质上的农民,善是他的主要方面;当他离开安身立命的土地,就可能成为不可知的异数,恶便成为他生命的一个支撑点。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义和团,其浩浩荡荡的基本队伍,都是这些离开土地的农民。农民失去土地,再也没有值得顾惜的东西,便剩下破坏和毁灭,正因为一无所有,战斗力特别强,摧毁力特别大,所到之处,无不赤土,然后裹胁着更多新产生出来的饿殍,离开土地,接着再“流”下去。千古以来,文化史兴衰起落,与这些领导者的昌明程度密切相关。他明白一点,文化的日子好过一点;他糊涂一点,斯文扫地,知识遭殃,一部《二十四史》,就这样白纸黑字写着的。
在历代官修的史书中,对这些流动着的武装农民,如黄巾、黄巢、李自成、张献忠,一律呼之曰“流寇”。“寇”当然是毫无异议的蔑称,“流”却是准确的状态描写。农民只要一流起来,手里握有武器,便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尤其流民中的先锋分子,也就是流氓无产者,如朱元璋,暴得富贵,即使坐了江山,也不是能在一代、两代间改变其先天的由于小农经济所造成的文化劣势,尤其是那种心理上的文化劣势所形成的基因,像DNA就更难彻底改变。于是,便注定这些掌权的农民,尽管穿上了龙袍,也是充满对知识分子的敌视,对优势文化的憎恶。政治运动中站在被告席里撅起屁股,准备挨揍者,无不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坐在原告席里声严色厉,口诛笔伐,振振有词,触及灵魂还要触及皮肉者,无不自称为苦大仇深的贫民。其实,后来的调查发现,在整个干部队伍中,腐化分子、贪污分子、不可救药分子的大多数,倒不是站在被告席里的“黑五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