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实致用的精神还表现于对自然科学探索的实践中。晚明是中国传统科学技术进行大总结的时期,出现了一批杰出的学者和划时代的巨著,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朱载堉的《乐律全书》、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记》、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都是对某一领域的传统科技进行系统总结,成绩卓著。
晚明崇实学风的提倡,西学东渐,使自然科学开始由冷落转向复兴。而西学的流播,又使晚明的实学思潮显示出一种新的时代精神的萌动。徐光启曾在《刻同文算指序》中比较西学与宋明理学,以为前者“时时及于理数,其言道言理,既皆返本蹠实”,而后者不过是一些“虚玄幻妄之说”,他还一再称赞西学“一一皆精实典要,洞无可疑”,因此他将介绍传播西学作为挽救时艰、富国强兵的一项重要内容。王徵译绘刊刻邓玉函的《奇器图说》时,有人责问他:“吾子向刻《西儒耳目资》,犹可谓文人学士所不废也。今兹所录,特工匠技艺流耳,君子不器,子何敝焉于斯?”王徵明确回答:“学问不问精粗,总期有济于世,人亦不问中西,总期不违于天。兹所录者,虽属技艺末务,而实有益于民生日用,国家兴作甚急也!”[32]从王徵的回答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实学思潮的涌动,而且可以看到两种文化的奇遇,对传统实学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