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高举黑太阳大旗奔跑在街头的热血青年在循环往复年复一年的“运动”中年华老去,变成了雪地里如服丧的队伍般动作迟缓表情麻木的中年人;年轻的男孩们对成年政治世界毫不关心满脑子只有白花花的大腿;饱涨着原始的残暴性欲的新生的底层在考场的讲台上强暴文绉绉的永远保持着高雅的中产少女的幻想;淫靡低俗的春歌是不知所谓政治为何物的. 还是熟悉的大岛渚母题:爱是我所剩的最后的反抗. 曾經天真的電影世界,因為二戰帶入黑暗深淵之中,那二戰之後又有沒有任何一場戰爭改變電影人,或者敘事方式,例如越戰發生下的美國電影,或者為爭取獨立,舉起反殖旗幟的第三世界. 我們又如何去描述這些世界?是不是只有一種講述方式?是不是只有娛樂化,奇觀化的視聽形式,才可以將戰爭最殘忍一面刺激觀眾?看得我異常不安的,就算電影穿插了真實人物的紀錄訪問,又借助動畫重現也好,也隱藏不了背後那一套美國電影的敘事模式,最戲劇性的情節帶出關鍵時刻的重要,極煽情地對年輕生命離開的無奈,還有最後一定要借助充滿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