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翔不忍心再看到黎运隆，但在动身到川大以前，赵翔还是在街头偶然见到了他。他告诉赵翔他曾四处反映自己的情况，并提供了自己受伤被俘的情况和一些同样被俘的战友的名单，请组织上对他在战俘营中的表现进行调查。这些说明、材料，他已经在回国后的学习、政审中提供过了，他的档案袋已经塞满了这类材料。他又重新提供。但这如石沉大海。他曾四处寻找工作，但毫无结果。在这之后，他羞于见人，曾一连几个月在家闭门不出，他似乎要崩溃了。
最后，也许是别无出路，也许是还有一股什么力量支持着他，他决定下一年还要第三次参加高考。
他前面还有路吗？赵翔很悲观。
没有想到，黎运隆作为四川农学院的学生在这个时候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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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已经大概知道农院发生的情况，赵翔还是想听到黎运隆的叙述。
黎运隆对赵翔、李劲讲了“农院事件”的详情和最新发展，接着说：
“……我去年入学不久就听到老师和高年级同学的许多意见，大家情绪很激动。据说那些意见在这之前已经反映过多次，上面不听，硬把学院迁到了雅安。我想，领导当初的决定肯定有他们的考虑，学苏联嘛，工、农、医，都要从综合大学里分离出去，连清华大学不都被调整为工科大学了吗？但我觉得那些反对意见也是很有道理的。说实话，我对这些事没有多少兴趣。农院已经在雅安了，怎么可能搬回成都，重新成为四川大学的一部分？我关心的不在这事本身。我想的是，当初这么多教师、学生的意见在领导眼中为什么毫无意义？不但如此，听说有人还以是否拥护在雅安建院作为标准对教师区分‘左、中、右’。我有次亲自见识过学校一个领导，是个老干部，听说当年就初中毕业，他对知识分子充满了偏见，有时蛮横到极点，几次大骂反对在雅安建院的人是‘反党之心不死’。当然，在雅安建院不是他们的主意，是‘上面’的决策。他们只是坚决维护这个决策，不允许人有不同意见，更不允许人反对。在最近的‘鸣放’中，师生们意见这么多，这么尖锐，一方面是针对当初要在雅安建院这个决策本身，照我看，更重要的还是不满领导的专横，要求重视民意，要求决策民主化。可是，连这点要求都不能接受，不能容忍……在大学里都是这样，在别的地方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