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姓为后，古人所非，鄫以外孙为后，而《春秋》书“莒人灭鄫”是也（《公羊》襄五、六年，《谷梁》义同）。然其事为世俗所恒有。方氏苞曰：“俗之衰，人多不明于天性，而骨肉之恩薄。谓后其父母者，将各亲其父母；无父母而自知其所出，犹有外心焉；故常舍其兄弟之子与其族子，而求不知谁何之人，取之襁褓之中，以自欺而欺人。”此犹仅得其一端。以予所见，固有恶同族之觊觎，而甘付诸异姓者矣。天下亲爱之情，自近者始。怨毒之结，亦以近者为深。故亲兄弟，同父母，有相疾若仇雠者，路人则反无之。何则？其势不相及也。此自事势当然，徒执亲疏厚薄之说以责人，皆不通世故者也。立后限于同姓与否，各国立法，亦各不同。今日继嗣，究重袭产而不重祭祀。苟非共产，产业固当保护。传诸何人，当一听其人之自愿。禁立异姓为后之律，今后实宜除之。又养子与立后不同。旧律虽不许立异姓为后，未尝不许养异姓为子；且许其分得资产。而世俗遇此等事，必群起而攻之，借口不许乱宗，实欲把持财产。所谓“其言蔼如，其心不可问”也（《清律例》：“乞养异姓为子以乱宗族者，杖六十。以子与异姓人为嗣者，罪同。其子归宗。其遣弃小儿，年在三岁以下，虽异姓，仍听收养，即从其姓。仍酌分给财产。又义男女婿，为所后之亲喜悦者，听其相为依倚。不许继子并本生父母用计驱逐，仍酌分给财产。若无子之人家贫，听其卖产自赡。”除为乱宗一义所牵率外，所以保护本人之财产权者，亦甚周至矣）。清张海珊与其外家严姓亲族书曰：“情之所极，即礼之所通。昔汉秦嘉早亡，妻徐淑，乞子养之。淑亡，子还所生。朝廷通儒，遣其乡里，录淑所养子，还主秦氏之祀。孙吴周逸，本左氏子，为周所养。周氏又自有子。人咸讥逸。逸敷陈古今，卒不复姓。董江都一代醇儒，朝有疑义，则使者以片言折衷［中］焉。时有疑狱曰：甲无子，拾道旁弃儿为己子。乙长杀人，甲匿乙。甲当何论？董曰：甲无子，振养活乙。虽非所生，谁与易之？《春秋》之义，父为子隐。甲宜匿乙，不当坐。又一事曰：甲有乙，以乞丙。乙后长大，而丙所成育。甲因谓乙曰：汝吾所生。乙怒，杖甲。甲告官。董曰：甲生乙，不能育，义已绝矣。虽杖甲，不应坐。夫藏匿逋逃，断以父子之律。加杖所生，附于不坐之条。其为予夺，不既明乎？”按：江都明于《春秋》，而其所言，若与“莒人亡鄫”之义相反者？一以公言，一以私言。彼亦谓有国有家之主，不得私以其位授异姓。犹孟子谓“子哙不得与人燕”耳。以私情论，则“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亦以养言，非以生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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