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批评界都觉得受了侮辱。他们一向对论战置身事外,不想冒冒失失地去碰钉子;他们对克利斯朵夫认识很清楚,知道他内行,也知道他没有耐性。至多他们之中有几个很含蓄地表示,一个这样优秀的作曲家越出了本行去乱撞未免可惜。他们不论意见怎么样(在他们能有个意见的时候),总还尊重他跟他们一样享有批评家的特权,可以批评一切而自己不受批评。但看到克利斯朵夫突然把同行之间的默契破坏以后,他们立刻把他看作国民公敌了。他们一致认为,一个青年胆敢冒犯那些为国增光的宗师真是岂有此理,就开始对他作剧烈的攻击。他们并不写什么长文章来一套有系统的辩论(虽然新闻记者有种特殊的本领,用不着顾到对方的论证,甚至无须一读,照旧能进行他的论战,此刻也不愿意跟一个实力充足的敌人在这种阵地上对垒);凭着多年的经验,他们知道报纸的读者总是相信他的报纸的,报纸而一有辩论的口吻就会减低自己的声望;还不如直截了当地肯定一切,或更好是否定一切。否定比肯定加倍有力。这是可以从重心律直接推演出来的:把一颗石子从上面丢下来,不是比往上抛更容易吗?因此他们宁可用一些阴险的,挖苦的,侮辱的短文,逐日刊登在显著的地位,把傲慢的克利斯朵夫形容得非常可笑,从来不指出他的姓名,但一切都描写得十分明显。他们把他的言论改头换面,弄得荒谬绝伦;又讲他的逸闻秘史,往往事出有因而一大半是凭空捏造的,而且编得非常巧妙,刚好能挑拨克利斯朵夫跟城里人的,尤其是宫廷方面的感情。他们也攻击他的外表,面貌,服装,勾勒出一幅漫画。因为听到再三再四地说,大家终于觉得克利斯朵夫真是这副模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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