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本文原载于《前线》,2003(11)。
白发归来思万千[1]
抗日战争爆发的次年,1938年秋,我是一个17岁的高中生,因武汉沦陷,随母校迁鄂西山区,在湖北省联合中学念书。头一年念的是联中巴东分校,校址在巴东县城上行约60里(30公里)的巫峡岸边楠木园小镇。小镇不过是簇拥在几百步石阶两旁的几十家小商店和小酒家,我们的校舍是当地大户人家的空余木板房,位于石阶的顶端。我们学生宿舍的每间小房里,都是几十个同学共睡在一块用稻草铺垫的土地上,吃的是稀粥加白薯,晚上几个人共点一盏木子油灯,伴读到深夜,早上一起床就跑几百步石阶,到江边用急流漱洗,然后夹着一本英文书,到山谷里高声朗读。由于当地瘴气重,全校同学,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是虱子缠身,疥疮难耐。不少同学因遍体溃烂,听课时只能侧身而坐。比我年岁小的初中一、二年级学生,有的疼痛难忍,便一边听课,—边流泪。
我们都是从武汉大城市来的青少年,初次离开父母和家庭,来到这偏远的深山野林,过着流浪生活,大多心情抑郁,而在行为上则放荡不羁:或约三朋四友到路边小店,借酒浇愁;或一人独步山涧峡谷,引吭高歌。一方面觉得天地无比广阔;一方面又觉得茫然无所适从。“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我和同学们经常一面哽咽着唱歌,一面沉思着:天涯海角,路在何方?巫峡两岸,悬崖绝壁,路断人稀,往往夜听猿声,便怆然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