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从西方国家在中国的传教和通商，揭示了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的必然性。夏燮以丰富的史实揭露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妄行传教”的活动，以至于传教士“皆与大吏分庭抗礼”[199]。而在通商活动中，西方国家亦往往提出非分之要求，动辄“连兵”入侵，以武力相威胁，以达到它们在通商中所不能达到的目的。尽管夏燮还不可能认识到这正是近代资本主义野蛮掠夺的强盗行径，但他客观上已从世界范围内揭露出这种野蛮掠夺的事实。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夏燮驳斥了所谓“中西之衅，自烧烟启之”的论调（这实际上是把鸦片战争的责任推到以林则徐为代表的禁烟派身上的论调），指出：“今载考前后，乃知衅端之原于互市，而非起于鸦片也。夫互市者，实中西交争之利，而关胥牙侩必欲专之。外洋因利而得害，乃思以害贻中国而阴收其利。”从“互市”即通商来揭示“中西之衅”即鸦片战争的深层原因，确是夏燮的卓见。“外洋”为了逐利而采用非法手段也是势在必然。当然，夏燮对“外洋”与中国通商本质上是为了“利”的认识，也还是有局限性的，因此他不免夸大了“关胥牙侩”在“中西之衅”中的作用。正如他在另一处所说：“即使鸦片不入中国，亦未能保外洋之终于安靖而隐忍也。且鸦片之来，亦为货物之亏折起见耳；货物不得其利，乃思取违禁之物以补偿之。”[200]夏燮一方面看到“外洋”之来中国通商，绝不会安分的，目的是为了“利”，这是完全正确的；但他认为“外洋”以走私鸦片求得“补偿”似是不得已而为之，这就不对了。英国鸦片贸易史的本质，是不择手段地对印度、中国等亚洲国家进行掠夺，“补偿”一说，不免失于幼稚。正因为如此，夏燮在鸦片走私的“源”与“流”的判断上，亦陷于失当。他认为：“西人之言曰：‘若想印度人不栽波毕（即罂粟——引者），除非中国人不食鸦片。’是则中国之害虽自外洋贻之，而外洋之利实自中国启之。”[201]其所引“西人”之言，恰是“西人”自我开脱之词。以此为据辨别“源”“流”，岂不谬哉。这是夏燮的局限，也可以说是那个时代许多人的局限。这里所要肯定的，是夏燮从中西通商、“夷人惟利是趋”的世界眼光来阐明鸦片战争爆发的必然性，显示出他对“外洋”的深刻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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