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清末民初一段时间的过渡,到了20世纪20年代,北京终于出现了中国人自己办的妇救院和慈幼院,这是可与欧美现代慈善机构媲美的新型救济机构。在某些方面,这些慈善机构甚至比北京的欧美人士做得还好。
以北平妇女救济院为例,入院的绝大多数都是真正的贫苦妇女,按文化基础的差异分为2个班级,每天学习2个小时,科目有注音字母、国语、算术等,主要目的是帮助她们掌握识字、算数等文化知识。除此以外,妇女们还被分成小组,学习刺绣、缝纫、理发、编织等工作技能。被救济妇女“有食有住有衣,有学可求,有工可做,只消受相当时期之教养,即可谋独立之生活”[70]。 北平妇女救济院入院女子的孩子则学习国语、算术、常识、体育、音乐、手工等课程。对成绩优良的孩子,救济院还鼓励他们投考市立各中小学校,考取者不但学费由救济院支出,而且书籍、纸笔等费用也由救济院负担,希望这些孩子未来能自立自强,成为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有用之才。这种慈善教育,真正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是真正的养教结合的新型慈善事业。
截止到20世纪20年代末,北京新旧、中外善会善堂总的说来仍能共存,只是强迫寡妇守节的清节堂类善堂太过于反动保守,失去了社会大环境的支持而明显衰落。笔者查阅北京档案馆民国档案,1930年社会局登记在册的24个民间慈善团体中,新型善会居多,留存下来的传统善会善堂不足5家,至于清节堂,没有一个登记在册,看来官方对此也不鼓励。而对失去了父母的孤苦幼儿的慈善救济,已主要由民间新型善堂——北京香山慈幼院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