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当道:“路灯杆子。我们这种人太渺小了,不用害怕,大不了受点轻伤。”
公使道:“你们的民族聪明过分,不论哪种政府都不让发展。要不然,你们在欧洲没有能用刀枪保住的天下,可以再用笔杆子去征服。”
格劳特 维浓道:“报纸固然是祸水,祸水也好利用;政府偏要把它消灭。那就发生斗争。哪一方面打败呢?是个问题。”
“我一口咬定是政府,”勃龙台说。“在法国,聪明才智比什么都强;报纸不但具备所有聪明人的才智,还有太丢狒[201]那样作假的本领。”
斐诺道:“勃龙台!勃龙台!你这话太没遮拦,这儿还有报纸的订户呢。”
“你开着贩毒的铺子,当然害怕;我才不理你们这些黑店呢,虽则我靠此活命!”
格劳特 维浓道:“勃龙台说的不错。报纸不尽传教士的责任,反而变做党派的工具,报纸用这个工具做生意,无法无天,像所有的买卖一样。勃龙台说的好,报纸是用说话做商品的铺子,专拣群众爱听的话向群众推销。要是有一份给驼背看的报,准会从早到晚说驼背怎么美,怎么善,怎么必要。报纸的作用不再是指导舆论,而是讨好舆论。过了相当时期,所有的报纸都要变成无耻,虚伪,下流,都要撒谎,甚至于行凶;扼杀思想,制度,人物;而且靠着这种行为一天天的发达。报纸是法人,占着法人的便宜:做了坏事谁也不负责任;我是我,你是你,我是维浓,你是罗斯多,勃龙台,斐诺,不是阿利斯泰提,便是柏拉图,或是开托,总之是普卢塔克传记中的圣贤豪杰;我们个个清白,丑事扯不到我们身上。这种道德的或者不道德的现象,随你怎么称呼,拿破仑曾经有过解释;他研究了国民议会,得出一个极妙的结论,他说:集体犯的罪恶,牵连不到个人。报纸尽可干出最残酷的事,没有一个人觉得自己沾着血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