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著述中,杜威也不断地重申他在20年代时即已提出的观点。例如在《在工人教育中的自由》(1930)中,杜威指出:“没有理智的自由使你能获得训练但是不能获得教育。如同广告中常说的,你能教鹦鹉说话,但鹦鹉却不知道它在说什么。这就是教育和训练的差异。教育是对心灵的唤醒,使之活动。”②在《新学校中有多少自由?》(1930)中,杜威说道:
当然,我不是说,教育不要把学生作为中心。很明显它以他为起点也以他为结束。但是儿童不是某种被孤立起来的东西;他不能生活在他自己的世界中,而是生活在自然和人的世界之中。他的经验不在其冲动和情感中完成;这些冲动和情感必须发泄出去,进入到一个客观对象和人的世界之中。而且在一个经验已经变得相对成熟之前,冲动甚至不知道它们正在向哪方面以及为了什么而发泄;它们是盲目的和不成熟的。没能确保它们在方向和内容上得到引导和指导不仅仅是允许它们以一种盲目的和易激动的方式被释放出来,它也推动了不成熟的、未得到发展的和自私自利的行为习惯的养成。在方向和内容上给予引导和指导意味着冲动和欲望通过非个人的和客观的材料发生作用。而且这种材料能够以一种将会获得有序的和连贯发展的经验被提供,而这种材料只可能是通过被那些具有最广博的经验的人经过缜密思考的选择和组织的材料。这些人把冲动和不成熟的愿望和计划当做通过相互作用而得到生长的潜在可能性来看而不是当做最后的结果来看。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