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分国编纂的,则谓之《国语》。关于一人的言行,分类编纂的,则谓之《论语》。记载一人的大事的,则如《礼记·乐记》,述武王之事,谓之《牧野之语》都是。《史记》的列传,在他篇中提及多称为语(如《秦本纪》述商鞅说孝公变法事曰:“其事在《商君语》中。”),可见其源出于语,推而广之,则不名为语的,其实亦系语体。如《晏子春秋》及《管子》中的大中小匡等是。八书是记典章经制的,其源当亦出于史官,不过不能知其为何官之史罢了。史官以外,还有民间的传述。有出于学士大夫之口的,如魏绛、伍员述少康、羿、浞14之事是(见《左氏》襄公四年,哀公元年,及《史记·吴太伯世家》)。亦有出于农夫野老之口的,如孟子斥咸丘蒙所述为齐东野人之语是。古史的来源,大略如此。
秦始皇烧书,《史记·六国表》说“诸侯史记尤甚”,大约史官所记载,损失极多。流行民间之书,受其影响当较少。口耳相传,未著竹帛的,自然更不必说了。有历史的材料是一事,有史学上的见地又系一事。古代史官,虽各有专职,然大体不过奉行故事。民间传述,或出惊奇之念,或出仰慕之忱(所谓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亦说不上什么史学上的见地。到司马谈、迁父子出,才网罗当时所有的史料,编纂成一部大书。这时的中国,在当时人的眼光中,实已可谓之天下(因为所知者限于此。在所知的范围中,并没有屏斥异国或异族的史料不载)。所以《太史公书》(这是《史记》的本名。《汉书·艺文志》著录即如此。《史记》乃史籍通名,犹今言历史。《太史公书》,为史部中最早的著述,遂冒其一类的总名),实自国别史进于世界史,为史体一大进步。从此以后,国家亦渐知史籍的重要了。后汉以后,乃有诏兰台、东观中人述作之事。魏晋以后,国家遂特设专官。此时作史的,在物力上,已非倚赖国家不行(一因材料的保存及搜辑,一因编纂时之费用)。至于撰述,则因材料不多,还为私人之力所能及。所以自南北朝以前,大率由国家供给材料及助力,而司编撰之事的,则仍系一二人,为私家著述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