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文的广泛运用大大促进了中国现代科技文化的发展和与世界各民族、各文化的交流。不仅其应用范围日益扩大,而且体系也日益完善,反映现代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的词语大量涌现,如“逻辑”、“话剧”、“托拉斯”、“前列腺”等[2]外来语成分、方言词成分也不断增长。可以说,中国当代科学技术及思想文化的基本词汇体系,都是在此时奠定的基础。这些用语和词汇早已和我们今天的生活密不可分。
然而,白话文的推广并非一帆风顺,而是时有波澜。当时的许多文人对文言文难舍留恋之情,文言文仍有相当的势力,其代表人物是章士钊。当时,章士钊在他主办的《甲寅周刊》上布告征文,不要白话。他主持的农业大学招收新生时,也“限令不为白话文”。当了教育总长后,又下令尊孔读经。全国有不少地方的教育机关禁止使用语体文,一般公文、广告及应酬文以至政府机关的各种考试和许多报刊文章都使用文言文。1934年5月,南京和上海之间又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文白之战。汪懋祖在《时代公论》110号上发表《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将五四以来所提倡的“现代体语文”比之为“洪水猛兽”,赞扬文言是“轻便之利器”,而贬低白话为“粗笨之工具”。并颂扬“何(键)、陈(济棠)辈之主张尊孔读经”是所谓“豪杰之士”。《时代公论》第117号还发表了许梦因的《告白话派青年》,认为“白话必不可为治学工具。今用学术救国,急应恢复文言”,并说“白话之实质,为外国的而非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