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讲,随着我们对于所赞美或责备的对象位置的远近,以及我们现在的心理倾向的变化,我们任何责备或赞美的情绪也随之变化。但在一般判断中,我们并不会考虑到这些变化,就像我们保持在相同观点下一样,我们依然使用那些表示爱憎的名词。很快,我们就会从经验中学到更正自己情绪的方法,或者至少是在情绪较顽固与不变的时候学会更正大家语言的方法。倘若我们的仆人既勤恳又忠实,那么就能够比历史中记载的马尔克斯•卜鲁塔斯引起我们更强的喜爱和好感。但是我们并不因此说,前者的性格比后者的更值得赞赏。大家知道,如果那位著名的爱国者和我们一样接近的话,那么他会得到我们更多的敬爱。这类更正作用在所有感官方面是常见的;并且如果我们不对事物的暂时现象进行更正,并忽略自己现在的位置,那么确实我们也就不可能使用语言,相互传达情感。
所以,我们赞美或责备一个人,乃是依据他的性格和性质对和他交往的人们产生的一种影响。我们不考虑受那些性质影响的人是我们的朋友还是陌生人,是同胞还是外国人。不仅如此,在那些一般性的判断中,我们还把自己的利益忽视掉;并且在自己的利益被特别地牵涉在内的情况下,我们也不会由于他对我们的任何权利要求加以反对而责备他。因为我们明白自私和人性不可分离,而且是固定地存在于我们的组织和结构中,因此我们承认人们在某种程度上是自私的。经过考虑这些,我们就对那些在遭遇任何反抗时自然发生的责备的情绪进行了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