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时可以再看见朋友们,
跟他们游山,玩水,谈心,
喝杯咖啡,抽一支烟,
念念诗,坐上大半天?
只有送敌人入殓。
这几行诗命意肤浅、节奏松弛、语言乏味,最后一行尤为不妥。《心愿》作于一九四三年,正当抗战末期,诗人那时在日军占领的香港,并曾入狱。但是“只有送敌人入殓”一句不足表现抗战的心情,因为“入殓”的形象不够鲜活,语言也太文绉绉,显然是在勉强押韵。
诗人的态度要真正有所转变,并不容易,因为“知道了”并不就等于“觉得了”。知性的转变如果缺乏感性来充分配合、支持,那转变就不真实、不彻底,只是一个空洞的观念吧。所谓“生活态度”,细加分析,“态度”只是知性,“生活”才是感性。许多所谓“健康写实”的作品,只有“态度”,没有“生活”,终不免沦为半生不熟的宣传品。三十年代的诗人大都面临一个共同的困境:早年难以摆脱低迷的自我,中年又难以接受严厉的现实,在个人与集体的两极之间,既无桥梁可通,又苦两全无计。真正的大诗人一面投入生活,一面又能保全个性,自有两全之计,但是从徐志摩、郭沫若到何其芳、卞之琳,中国的新诗人往往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诗风“变”而未“化”,相当勉强。戴望舒以四十五岁的盛年逝于一九五〇年二月,不必分割自己去迁就另一个极端,适应另一个现实,仍算是幸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