亭林乡治之说行，而神州早成地方自治之制；梨洲原君、原臣之说倡，则专制之局早破；船山爱类辨族之说著，则民族独立之国久已建于东方矣。是故数君子之学说而用，则其中国非如今日之中国可知也。推而老、庄、申、韩、荀、墨之学用于战国，则战国非昔日之战国；伏生、申公、辕固生之学用于汉，则汉非昔之汉，又可知也。惜其学不用，乃成此晚近衰亡之局，而反以无用诬古人，古人不更悲乎。[102]
用“国学”的观点看待中国学术，这就打破了单纯从时间上区分诸子的限制，从而扩大了诸子学的范围。
所谓思路新颖是指新派学者摆脱汉学考据治学宗旨与方法的影响，运用近代学术思想和方法开展诸子学研究所开出的规模。
从研究的侧重点看，此期的研究成果固然有一些关于诸子典籍的注释、考证类的作品，但数量不多，而占主导地位的则是宏观纵论，综合性研究的作品，研究的侧重点是对诸子学的总体论述、探求其内在规律性及其兴衰成败的原因所在，在研究的深度上进了一大步。如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运用西方进化论为理论，从宏观上考察了中国学术的历史发展进程，把中国学术史分为8个时代：“吾欲画分我数千年学术思想界为七时代（按：应为8个时代）：一胚胎时代，春秋以前是也；二全盛时代，春秋末及战国是也；三儒学统一时代，两汉是也；四老子时代，魏晋是也；五佛学时代，南北朝唐是也；六儒佛混合时代，宋元明是也；七衰落时代，近二百五十年是也；八复兴时代，今日是也。其间时代与时代之相嬗，界限常不能分明，非特学术思想有然，即政治史亦莫不然也。一时代中或含有过去时代之余波，与未来时代之萌蘖。”[103]他称春秋战国为中国学术的“全盛时代”，把魏晋时期称为“老子时代”，反映出作者对诸子学的重视和高度评价。梁氏还对诸子学的特点作了论述。他按各派发源地区的不同把先秦诸子百家分为南北两派：儒家、法家、阴阳家、墨家、名家归于北派；而把老子、庄子、杨朱、许行、屈原等归于南派。北派的特点概括为：“崇实际”“主力行”“贵人事”“明政法”“重阶级”“重经验”“重保守”“主勉强”“畏天”“言排外”“贵自强”；南派的特点是：“崇虚想”“主无为”“贵出世”“明哲理”“重平等”“重创造”“喜破坏”“明自然”“任天”“言无我”“贵谦弱”等。他对先秦诸子百家活跃的学术局面倍加推崇，以深邃的思想分析了“全盛时代”形成的7项原因：（1）“由于蕴蓄之宏富也”；（2）“由于社会之变迁也”；（3）“由于思想言论之自由也”；（4）“由于交通之频繁也”；（5）“由于人才之见重也”；（6）“由于文字之趋简也”；（7）“由于讲学之风盛也”。[104]梁氏的论述着重把握诸子学及中国学术的总体特点，初步探讨了其发展大概及变迁因果规律，发前人所未发，具有新意。诸子学中具有民主、科学精神，可资用来为现实斗争服务的内容，也同样是新派知识分子阐述的重点所在。如《墨子》中的“兼爱”思想、科学精神；王阳明“心学”对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强调；黄宗羲等人的反君主专制主张、《管子》、《商君书》中的“变法图强”思想等内容，都受到新派知识分子们的重视，发表文章予以阐发。如梁启超在《子墨子学说》一文中把墨学高度评价为拯救中国的真理，指出：“今举中国皆杨也。有儒其言而杨其行者，有杨其言而杨其行者，甚有墨其言而杨其行者，亦有不知儒、不知杨、不知墨而杨其行于无意识之间者。呜呼！杨学遂亡中国，杨学遂亡中国！今欲救之，厥唯学墨；唯无学别墨而学真墨。”[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