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认为曾国藩是个正儿八经的民族主义者,其实他是个实用主义者,正如儒家教导他的那样“无可无不可”,绝不会用死规矩把自己限制死。洋人要借兵给他,他不同意,可对于洋商从南到北代运漕米,曾国藩满口答应。
他对中央政府说:“对外人借兵给咱们的事,要感谢他们的好意,但对他们出兵,咱们应委婉地拒绝。可是他们要代我们运送漕米,我是大力赞成的,咱们应该鼓励他们,让他们发更大的光和热。”
信的最后,曾国藩说:“我和左宗棠、李鸿章商量的结果就是如此。不过,纵然要他们代运漕米,咱们也不能一劳永逸。洋人的先进技术,咱们只要有机会,必须要学习啊。”
这就是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的远见,在那种自身安危都受到考验之时,竟能想到如此深远的计划,曾、左二人实在有过人之处,也足以证明,后来二人倡导洋务运动,不是头脑发热,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当时的江苏巡抚薛焕与浙江巡抚王有龄对曾国藩“自以为是”的论调大为不满,王有龄对中央政府说,“曾国藩在祁门被困成了鳖,竟然还大言不惭地说洋人无用,实在是死鸭子嘴硬,不借助洋人,他曾国藩根本就对付不了长毛贼。”薛焕更是气冲斗牛,对中央政府说,“曾国藩这是掩耳盗铃,说不借助洋人,可上海现在就是靠洋人在守卫,一批不远万里来的美国人还自动自发组织了‘洋枪队’,帮助我们打击长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