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妻总在半夜三更觉得要生了。已记不清我们度过了几个不眠之夜,也记不清半夜三更,我搀扶着她去了几次医院。马路上不见人影,从北影到积水潭医院,一往一返慢慢地小心地走,大约三小时。
每次医生都说:“来早了,回家等着吧!”妻子哭,我急,一块儿哀求。哀求也没用。始终是那么一句话——“回家等着,没床位。”有一夜,妻看上去很痛苦。但她咬紧牙关,一声不吭。她大概因为自己老没个准儿,觉得一次次折腾我,有点儿对不住我。可我看出的确是“刻不容缓”了—— 妻已不能走。我用自行车将她推到医院。医生又训斥我:“怎么这时候才来?你以为这是出门旅行,提前五分钟登上火车就行呀!”反正我要当父亲了,当然是没理可讲的事了。总算妻子生产顺利,一个胖墩墩的儿子出世了。而我半点喜悦也没有,只感到舒了口气,卸下了一种重负。好比一个人被按在水盆里的头,连呛几口之后,终于抬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