殿试,实际上是省试的复试形式之一。宋代的殿试,始于太祖开宝六年(973年)。因当时李昉知贡举,发生了考场作弊一事,太祖召见落第举子360人,选其中195人,另考其诗赋,得进士26人,附于省试进士之后,省试第一名在殿试时不一定为第一名,这才有了省试和殿试的区别,出现了“省元”和“状元”的名称。殿试,宋初考诗赋和论,神宗时殿试进士,罢诗、赋、论,而专以策,后又加律义、断案。哲宗元祐更化后,恢复诗、赋、论。绍圣以后,又遵熙宁试策之制。南宋殿试专以试策。
宋的贡举,尤其是进士科,考试的内容前后多有变化,这种变化与宋代社会的变革和文化不同时期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总的来说,宋代的贡举有三次大的改革。宋初,科举考试一依李唐,进士以诗赋分等第,明经(诸科)以帖书,墨义定去留。前者是唐代重文辞之风的延伸,后者是汉学贵记诵之风的遗留。但是宋代科举,承袭唐代遗风甚浓,重进士而轻经生。“焚香礼进士,撤幕待经生”[21]就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写照。经生之所以在宋代受到冷落,一则是世运变化,儒学不振;二则是经学本身走入死胡同,“所谓明经,不过帖书、墨义,观其记诵而已,故贱其科。”[22]所谓帖书,即帖经,具体做法是掩住所习经书某页两端,中间留出一行,让考生读其上文或下文,或用纸贴住某一行中的几个字,令考生读出被贴的字。墨义即以书面的形式用经书上的原话回答问题。不论是帖书,还是墨义,内容上重章句注疏,形式上尚死记硬背。这既不能反映应试者的实际能力,又无法发挥关于经义的个人心得和创造性见解,难怪宋人要贱其科。明经不振,举子的视线自然要转移到进士科。宋代进士考试项目,太祖时只有诗、赋,太宗时增加论,诗、赋、论并为“三题”,成殿试的学格。“三题”之中尤重诗、赋,“比来省试,但以诗、赋进退,不考文论。江、浙之士,专业诗赋,以取科第”。[23]既然进士科承袭唐代,因此重诗赋轻策论也就不足为怪了。但进士考试重诗赋很难选拔出有治世真才的人。鲁宗道曾言:“进士所试诗赋,不近治道。诸科对义,但以念诵为工,罔究大义”。[24]范仲淹也对科举重诗赋轻策论颇为不满,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