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和珅的裁决,嘉庆为了慎重起见,召来刘墉、董诰、朱珪等人商议。刘墉道:“对和珅凌迟处死,有些不妥。和珅虽然罪大恶极,但毕竟是前朝重臣,更是公主的亲翁,将他凌迟。碎尸肆市,不合情理,不如赐他自尽。”
董诰虽然对和珅极为厌恶,但也不肯落井下石,道:“和珅为官多年,身兼数职,虽有党羽众多,可实际上只是罪恶滔天,专权跋扈,以至于声名狼藉。臣在军机处与他共事多年,依臣看来,他并无反意,他为贪污枉法之首,赐他自尽已经足以让天下训诫。”
嘉庆权衡良久,索性把白莲教的账也算在和珅头上。当时川、楚、陕、甘、豫五省白莲教声势浩大,把清军打得焦头烂额,嘉庆下“罪己诏”:白莲教以官逼民反为号召,官逼是官吏贪污,官吏之所以要贪污,是为了满足和珅的贿赂勒索,为和珅一人,而累及百姓,所以要将和珅立正典型,以伸国法,以快人心。
综合以上条件,正月十八,嘉庆下诏:准胡季堂所奏,和珅罪行当处凌迟;但念及和珅是太上皇旧臣,不忍施以凌迟这样的极刑,赐和珅白练一条,在狱中自尽。判福长安斩监候,等待秋后处决。
福长安毕竟是皇亲,乾隆的侄儿,嘉庆不忍他身首异处,处以斩监候,希望他能认罪归心,再有出头之日。嘉庆命人让福长安找出和珅的罪行,立功赎罪,但福长安对和珅忠心耿耿,道:“和中堂没有罪,他是清白的,你们都在冤枉他。”不肯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