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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史记》没有做到这些，是其“失之大者”。
第三，纪传、编年，凡能“编列君臣之事，善恶得实，不尚辟怪，不务繁碎，明治乱之本，谨劝戒之道”，都是可以采用的。但若“必论其至，则不若编年体正而文简也”。认为在揭示历史上的治乱问题上，编年体还是优于纪传体的。
孙甫按照他的这些认识，根据唐代历朝实录和《旧唐书》，兼采诸家著录之“参验不差，足以传信者”，撰成《唐史记》。他对于旧史处理的原则是：“文繁者删之，失去就者改之，意不足而有它证者补之，事之不要者去之，要而遗者增之，是非不明者正之。”
孙甫的一些看法，未尽中肯。尤其是他对《史记》的批评实为不当，相比之下，朱熹的见解要高明多了。他对编年、纪传二体的认识，也多少存在着偏见，不如唐人皇甫湜的《编年纪传论》论述得全面。尽管如此，他提出的“史之纪事，莫大乎治乱”的见解，以及他撰《唐史记》过程中对旧史的处置原则，在史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上，还是有价值的。孙甫所说的“治乱”，包含着具体的要求，即指君令、臣行、臣谋、君纳、事情成败、治乱之由等。观其《唐史论断》，所论亦多关治乱兴衰大事，如复置十二军、放宫人、魏郑公论致治不难、责封伦举贤、任用房杜等，都是唐初历史上的大事，都跟贞观之治局面的形成有很大的关系，这反映了孙甫在史学批评和历史撰述上的一致。欧阳修、司马光、苏轼、曾巩等名家，都对孙甫有很好的评价。欧阳修所撰墓志说：孙甫“尤喜言唐事，能详其君臣行事本末，以推见当时治乱。每为人说，如身履其间，而听者晓然如目见。故学者以谓阅岁读史，不如一日闻公论也”[13]，这又反映出他在评史、撰史、说史方面的共性。他说史能打动人，证明他对治乱有透彻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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