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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关于史家作史的道德规范《直书》《曲笔》两篇提出了“直书”“曲笔”两个范畴，并做了理论上的说明，认为从本质上看，这是“君子之德”和“小人之道”在史学上的反映。从刘知幾所揭示出来的“直书”与“曲笔”对立的种种情况，说明它们的出现不仅有撰史者个人德行的迥异，也有社会的原因，如皇朝的更迭、政权的对峙、等级的界限、民族的隔阂等。刘知幾认为，直书才有“实录”，曲笔导致“诬书”，它们的对立从根本上决定了史书的价值和命运。
第六，关于史学的功用。《史通》一书讲到史学功用的地方很多，如《直书》《曲笔》《自叙》《史官建置》等，而《辨职》篇尤为集中，提出了史学功用的三种情况：“史之为务，厥途有三焉。何则？彰善贬恶，不避强御，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此其上也。编次勒成，郁为不朽，若鲁之丘明，汉之子长，此其次也。高才博学，名重一时，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苟三者并阙，复何为者哉？”刘知幾对这三种情况的划分，明确地显示出他的史学价值观。更重要的是，他在《史官建置》篇中阐述了这样一个普遍存在的道理：由于“史官不绝，竹帛长存”，人们才能了解历史，认识历史，看清善恶是非，才能“见贤而思齐，见不肖而内自省”，由此可知“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这就道出了史学功用之广泛的和重要的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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