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昔侍从书斋,曾以原任詹事府中允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一书进呈,又以安徽青阳县知县汤寿潜《危言》进呈,又以候选道郑观应《盛世危言》进呈,其书皆主变法,臣亦欲皇上留心阅看,采择施行。
这说明,早年间,孙家鼐也像翁同龢一样,陆续向光绪帝进呈了《校邠庐抗议》、《危言》、《盛世危言》等倡言变法的著述。至于光绪帝亲政后,翁同龢给他读讲的《校邠庐抗议》,是翁同龢自己进呈的,还是使用孙家鼐进呈的那一部,属于细枝末节,似乎不必再耗费精力去做烦琐考证。
其四、李提摩太是著名的英国传教士,也是著名教育家,曾创办山西大学。在《亲历晚清四十五年》一书中,他回忆道:
(1895年)10月12日,我同光绪皇帝的师傅孙家鼐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谈话。接受了李鸿章总督的建议,我像跟皇帝本人谈话一样与他交谈。他是李鸿章的老乡,也是安徽人,当时已经有六十多岁。我发现,他是所有中国官员中最有教养、最具绅士风度的人之一。第一次见面时,他告诉我,有两个月的时间,他每天都为皇上读我翻译的麦肯西的《泰西新史揽要》。
这说明,作为帝师,孙家鼐在中外人士心目中的地位是崇高的,更说明,孙家鼐在培养光绪帝的变法思想、国际视野上,与翁同龢一样,是一以贯之、不遗余力的。所以,在《新编古春风楼琐记》中,高拜石断定:“二人亦儒重忠恳,德宗得其濡沃(滋润,此指施教),锐意讲求新政,翁、孙实有以启之。”